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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古代墨家的论辩之道   3星级
古代墨家的论辩之道
作者:郭桥     来源:人文自然网     点击数:     [字体: 字体颜色]

 

    春秋战国之际,随着社会制度的变迁,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繁荣局面。百家争鸣、辩诘之风盛行的现实,客观上提出了研究进而规范、指导论辨实践的需要。以墨翟为代表的墨家学派,顺应这一时代潮流,以高度的智慧实现了对诸子论辩活动的省察、归结。他们创立的辩学体系,一方面体现着精神自觉的时代理性,深刻地影响了其后中国思想史、文学史、语言学史的发展;另一方面至今仍有较高的科学理论价值和论辩实用价值。

    论辩的本质。作为一种特殊的思维活动,论辩究竟是什么?《墨辩》对此给予了明确回答。“辩,争彼也”。(《经上》)论辩就是“争彼”,这是一个概括说明。《经说上》有具体阐释。“(辩)或谓之牛.或谓之非牛,是争彼也。”“这是牛”和“这不是牛”是一对不同的判断。当有人主张“这是牛”,又有人倡言“这不是牛”时,双方彼此辩难。于是就发生了“争彼”。这里,墨者用生动的比喻讲述了所谓论辩,就是“谓之牛”和“谓之非牛”这样的双方论争过程。能够成为彼此论争的两个不同判断之特点是:必然有一个是正确的,不可皆非(《经上》:“辩胜,当也。”);同时不能均属真确.必有一假(《经说上》:“不俱当,必或不当”。)

    明确论辩的本质是论辩活动展开的前提。在这环节上认识如若错位,具体的实践就可能发生偏轨。墨者例举了不能构成真正论辩的几种情况。第一,针对不同对象所形成的两个不同判断。如《经说上》所谓“兕是牛”与“  不是牛”(兕与  是两种不同的动物)。第二,针对同一对象所形成的、但属二名一实的两个判断。如“这是狗”与“这是犬”。(《经说下》:“同则或谓之狗,其或谓之犬也。”)第三,针对同一个对象所形成的两个同假判断。如“这是牛”与“这是马”。(《经说下》:“异则或谓之牛,其或谓之马也。”)《墨辩》认为,以上情况都不具有不可同真、不断可同假的关系;围绕它们的论辩无胜负可言,不能构成“争彼”,因而也就不是真正的论辩。

    在界定论辩的基础上,墨家提出一些论辩中所应遵循的原则。主要有:1.理由原则。这是要求在论辩的过程中,观点的提出要有一定根据,不可凭空而论。墨者认为,所谓根据可以从两个层面分析。首先是“故”,即判断赖以存在的直接原因;其次为“理”。明“理”的目的在于沟通“故”与结论。换言之,“理”是由“故”推至结论的凭借。在由“理”到“故”,由“故”到结论的递演过程中,论辩者始终要做到“明类”,坚持“异类不比”(《经下》)。《大取》篇曰:“夫辞以故生,以理长,以类行也者。立辞而不明其所生,妄也。”2.求真原则。它要求在论辩过程中,论辩主体的思维活动要坚持求真精神,以此规范自己、洞察对方。求真,包括追求事实真理与逻辑真理的统一。前者指观点、论据的提出,要建立于求索、观察客观事物真相的基础上。这就是《小取》中讲的“摹略万物之然。”后者指言辞(概念、判断、推理等)的使用要合乎逻辑规则。如“白马,马也。乘白马,乘马也。”为正确的言辞,而“其弟,美人也。爱弟,爱美人也。”则不然。因为后一言辞使用过程中,两个“美人”所指并不同一,这在逻辑上属于偷换概念错误。关于论辩中追求逻辑真理这一要求,墨家概括为:“论求群言之比。”(《小取》)3.理解原则。论辩者要首先领会对方言辞判断的含义,在彼此共通语义的基础上再展开论辩。之所以如此,是因为同一言辞随着语境的转移,其指称就可能不一样。“通意后对”(《经下》),方可使论辩有针对性,避免因“不知其谁谓也”而引起的无谓论争。4.道德原则。《小取》篇曰:“有诸己,不非诸人;无诸己,不求诸人”。其意思是,在论辩过程中,自己持有某种观点或采用某种论说方式时,不能非议对方也如此;自己不赞成某种观点,或没采用某种论说方式时,不能强求别人也同样。论辩中的道德原则,反映出墨家辩学理论中平等相待、公平竞争的人伦精神。这是对滥用权威、以势压人作法的否定。

    论辩的方法。前期墨家在激烈的论辩实践中,曾娴熟地运用了多种论说方法。后期墨者在此基础上,兼蓄诸家之长并融汇自己的体会。总结出一些有效的论辩方法。或:在论辩过程中,首先分析事物可能会有的几种情况,通过否定其中部分情况,进而肯定自己的主张。墨者举有这样的例子:“始,当时也。”(《经上》)“(始)时或有久,或无久,始当无久。”(《经说上》)这里,首先分析“时”的两种可能:“或有久,或无久”,通过否定其中之一“始有久”,进而得出“始当无久”的结论。假:首先假定某一主张正确,从中演绎出错误的结论,进而否定原主张之成立。墨者对“学无益”的反驳便是这样:假设以学为无益正确,那么不应当能施教;而事实上主张“学无益”本身即为施教,所以以学为无益,悖。效:在具体的论辩过程中,首先确立验证思想、言论正误之标准,再用特定思想、言论与其参比。符合者为正确。否则为错误。辟:即比喻。按照《小取》篇说明,“辟也者,举也(它)物而以明之也。”这是说,“辟”是用已知事物比拟进而明晓未知事物的论说方式。“辟”分“同辟”和“异辟”。前者是用与所论对象相似的事物设譬论说,旨在说明所论事物具有某种属性。语言形式多为“……若……”。后者是用与所论对象相反的事物设譬论说,旨在说明所论事物不具有某种属性。语言形式多为“……不若……”。如《经说上》曰:“(仁)爱己者非为用已也,不若爱马。”侔:《小取》篇解释为:“侔也者,比辞而俱行也。”这是说,如果前提判断为真,在其主、谓项上附加相同概念之后并不改变原有逻辑关系,则所得新判断成立。如“臧(古代——奴隶名),人也;爱臧,爱人也。”(《小取》)“臧非其亲也;爱臧,非爱其亲也。利臧,非利其亲也”。(《大取》)。援:引述对方的论点与自己主张进行比较,以其属于同类为依据,驳斥对方对自己的否定;或者援引对方的论说方式来证明自己的论点。(《小取》:援也者,曰:“子然,我奚独不可以然也?”)“援”式论说是周秦诸子惯用的一种论辩方法。如公孙龙曾辩言:孔丘“异楚人于所谓人”的观点和我“异白马于所谓马”的主张本属同类,而你们却肯定前者,否定后者,这是错误的。(《公孙龙子‘迹府》):“夫是仲尼异楚人于所谓人,而非龙异白马于所谓马,悖。”)推:在论辩中,通过分析两个观点属于一类,而对方仅只赞成其中之一,进而置其于尴尬境地。(《小取》:“推也者,以其所不取之,同于其所取者,予之也”)在《公输》篇中,墨翟批驳公输盘主张时就运用了这种方法。“杀人为不义”是公输盘所肯定的,“攻国为不义”则为其否定。可是,两者均属“不义”之类,所以公输盘坚持“攻国不为不义”之论难以成立。止:用对于事物间差异情况的认识为依据,去否定对于事物间类同关系的认识。其中有两种情况:一种是用相反的个别例证驳斥对方“某类事物都具有某种性质”的主张(《经说上》): “彼举然者,以为此其然也,则举不然者而问之。”)如甲说:“凡四足者皆为兽。”乙可以反驳:“有四足者,如蛙、龟等并不是兽。”另一种是指出对方所谓的“类同”并不存在,进而其类推也就失效。《墨子·非攻下》载:主张攻伐者认为:禹征有苗、汤伐桀、武王伐纣等均属攻伐,是义事;所以,攻伐是义事。墨子反驳时指出:禹征有苗等是诛,与攻伐不是同类。因此,攻伐为义事难以成立。

    最后需要指出,或、假、效、辟等不同种类的方法,在包括墨者在内的先秦诸子论辩实践中是灵活运用的:既用来立论,又用来反驳;既有单独使用之情况,又有彼此联合、相互补充之场合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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